加快结构调整 实现绿色增长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把生态文明作为单章提出，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将更加努力地向绿色增长转变。那么，我国绿色发展的基础如何，生态文明如何推进，2012年以及今后将如何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和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共同组织编写的《2012中国节能减排发展报告》对这些问题均做出了详细解答。该报告从2009年起连续发布，记载了中国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走过的重要历程，也对未来的发展做出客观科学的展望，为产业发展提供参考。为更好地了解报告的主要观点，在2012年的报告出版之际，我们专门刊登该报告主编王小康的文章，详解报告精髓，以飨读者。

一、引言

2012年，是自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以来我国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第20年。在这20年的时间里，我国GDP总量由世界第十位跃升为第二位，能源消费总量、CO2排放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一位。因此，虽然过去20年我国在节能和减缓CO2排放方面取得的成效世界瞩目，但是我国的发展模式仍然是碳基能源密集投入下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

这种发展模式亟需改型。但是，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深层结构性因素制约了我们由高碳道路向低碳道路转型。如果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要切实切换到低碳道路上来，我们必须确保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保持远高于传统行业的增长速度；必须确保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要保持远高于碳基能源的开发及利用速度；我们的能源密集型工业必须抓紧升级换代，能够形成真正的高端制造业；我们还必须避免中、西部地区重复东部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承接了东部的产业时也承接了污染。

2012年是能源消费总量增速降低的一年，但能否成为我国向低碳方向持续迈进的一个分岔口？我们拭目以待。这也许需要等到结构调整成功，绿色增长实现之时，向来时的路径回望，才能得以确认。

二、粗放、高碳的经济发展方式目前并未改变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日益严峻的内外部约束，“十一五”时期，我国开始把能源消耗强度降低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确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在该计划期内，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成效包括：能源消费年均6.6%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由“十五”后三年上升9.8%转为下降19.1%；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由“十五”后三年上升32.3%、3.5%转为下降14.29%、12.45%；通过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形成节能能力3.4亿吨标准煤；新增城镇污水日处理能力6500万吨，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77%；燃煤电厂投产运行脱硫机组容量达5.78亿千瓦，占全部火电机组容量的82.6%。

但是，这些努力与成效并未能够根本改变我国粗放的、高碳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能源消费强度降低等成绩取得的事实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们对于能源消费总量增速连年加大这一事实的认识。2011年，我国全年能源消费总量34.8亿吨标准煤，相比上年增加7%（同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增长2.5%，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基本持平）。现在的状况是，我国GDP约为世界总量的10%，能源消耗约为世界总量的20%，产生碳排放量约占世界总量22%。因此，粗放、高碳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未改变。

“十二五”时期，我国制定了覆盖范围更广，更为细致明确的节能减排目标。既包括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6%、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8%—10%的总体目标，也包括各行业、重点领域和主要耗能设备的具体目标。工业方面，提出单位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能耗下降21%左右，并对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主要高耗能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提出了目标要求。建筑方面，提出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和节能改造4亿平方米以上，新建建筑施工阶段节能标准执行率达到95%以上，绿色建筑标准执行率达到15%。交通方面，对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水平提出了目标要求。主要终端用能设备方面，对锅炉、电动机、汽车、家用电器等设备提出了能效改善目标。公共机构方面，对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以及人均能耗提出了目标要求。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十二五”和“十一五”的开局均不顺利，两个计划期开局之年的主要节能减排目标均未实现。2006年，全国万元GDP能耗为1.204吨标准煤，比上年下降了1.79%，仅完成年均节能目标(4.4%)的五分之二；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不降反升，分别比上年上升1.0%和1.5%。2011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为0.793吨标准煤/万元（按2010年价格计算），与上年相比下降2.01%，没有完成年度下降3.5%的计划目标；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为2404.3万吨，比上年上升5.73%。2012年主要的节能减排指标有望完成。但这应该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导致对能源需求有所降低所致，这不能代表实质意义上的节能减排成效。因为，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增长（尤其是碳为基础的能源消费增长）仍然被捆在一个战车之上，前者并未能和后者有效脱钩。这也就是说，即使2012年我们能源消费总量增速得以放缓，主要节能减排目标实现，仍不能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得到根本转变。

三、结构性因素是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本质性因素

结构性因素是制约节能减排取得实质性进展，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获得根本性转变的本质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大致可以包括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贸易结构、行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近些年来，上述结构性因素并未得到明显改变，甚至有向不利趋势发展的可能。

从产业结构来看，2011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1%，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8%，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3.1%。可以说，和2010年相比基本没有变化；和2009年相比，则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46.3%）有所增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43.4%）有所减少。而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在于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具体而言，是力争到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7%。从目前来看，困难重重，除非战略新兴产业取得突破性进展。

从能源结构来看，一方面我国新能源建设与开发实现了大跨度发展，比如：2011年风电并网容量新增1600万千瓦，累计达到4700万千瓦，位居世界第一;年发电量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以上。光伏发电增长强劲，装机容量达到300万千瓦，比上年增加3倍以上；但是另一方面，从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来看，2011年非化石能源占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的比重约为8.7%和8%，分别比上年下降约0.5个百分点。反观煤炭，2011年煤炭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消费总量的比重均有所上升。我国政府设定了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的目标，该目标的实现从目前看也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

如果产业结构、能源生产及消费结构、行业产能结构等均得不到改善，那么节能减排也肯定无法得到实质性进展，经济发展方式也无法得到实质性改变。而且,时间愈来愈紧迫。如果要实现全球2度升温的控制目标，中国CO2排放将在2025年之前达到峰值。因此，围绕绿色增长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加快结构调整的步伐。

四、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有望保持每年20%以上的增长速度

结构调整中，首当其冲的是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中，首当其冲的是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冲击与替代。新兴产业主要是指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

当今世界，新兴产业正在成为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抢占未来经济科技竞争的制高点。从长期而言，依托战略新兴产业，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支撑绿色低碳增长；就短期而言，可以适度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我国应该依托战略新兴产业，推进绿色GDP及居民个人绿色收入增长。

节能环保产业涉及节能环保技术装备、产品和服务等，产业链长，关联度大，吸纳就业能力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是推动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战略选择。

在未来3-5年左右的时间期间，我国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产值有望保持每年20%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这是产业结构转型的内在要求，按《“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预计，节能服务业销售额年均增速保持30%，行业产值将由2010的830亿元达到2015年的3000亿元。同时，根据相关规划，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要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8%左右，到202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5%。而据初步估算，201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的比重约为４%。因此，如果实现上述目标，相关产业产值的增加速度大致需维持在15%-20%之间。而据统计，2010年，全国环保产业收入即达到了1.1万亿元；2011年，污水处理行业、废弃资源回收利用行业、环保设备制造行业的收入均实现了30%以上的增长速度。

五、能源密集型工业需加快产业升级，提高核心竞争能力

传统产业，不代表就应被替代或淘汰。尤其对于能源密集型工业而言，内部结构调整的核心是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产业升级来促使产业结构优化。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欧美等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正成为趋势。从“去工业化”转向“再工业化”，意味着欧美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开始回升，也意味着部分资金从发展中国家回流发达国家。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是去工业化的始作俑者。由于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不断提高，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很多欧美国家企业开始将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环节，分散到国外工资成本相对低廉的地区。但是，“去工业化”也给就业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少突出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特别是欧债危机持续蔓延，美国家庭的“去债务化”和欧洲政府的“去债务化”，促使欧美国家开始对“去工业化”进行反思和渴望重归实体经济。

欧美重回制造业的内在含义在于抢占全球产业科技的制高点，掌握高端制造业的领导权。中国制造业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一，但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很低，基本上处于国际产业的低端，是大而不强、大而不优，而且为此付出的资源环境的代价非常大。“十二五”期间，中国高端制造业列为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因此,能源密集型工业必须加快产业升级，提高其核心竞争能力。

六、避免污染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2011年东部地区平均单位GDP能耗为0.7029吨标准煤，中部为0.978吨标准煤，东北地区为1.02吨标准煤，西部地区为1.388吨标准煤。西部地区主要依靠资源优势，发展高耗能工业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国家节能减排目标的确立，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来看又是一个限制。2011年我国节能减排指标任务没有如期完成的省份，大多在中西部地区。

西部节能减排的困难主要来自于国内高耗能产业由东部向西部的转移，原本就很大的节能减排压力也随之增加。因此，西部大开发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能源大开发，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尽量照顾西部的发展，防止演变成东部对西部的资源掠夺，减少环境的破环，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鼓励开发利用更多的清洁能源，使中西部地区共享一个可持续的生态发展环境。

七、政府更有“力”，市场更有“利”

我国的节能减排是以各级政府推进为主导模式。“十二五”时期，预计这种模式会向市场力量推进的模式演化。但是，基于节能减排本身的公共属性，其政府为主导的基本工作格局应不会改变。

能源资源刚性需求和生态环境约束已经对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倒逼机制”。也就是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是“想不想做”，而是“不得不做”、迫在眉睫。

我们应在下述两方面落实“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指导思想：一方面，必须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严禁污染产业和落后生产能力转入中西部地区，加快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必须加速推动绿色GDP的迅速增长，把节能减排当作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

前者，要求政府更有“力量”去管控；后者，则要求市场更有“利益”可寻找，可获得。

前者，主要是迫切需要出台对能源消费由相对量控制向绝对量控制的相关政策。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深入，我国很可能在未来某个时间段不得不做出总量型的排放控制承诺。我国在能源发展中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呈现出日益明显的“总量型”特征，这些约束均属于“外部性”问题，必须发挥政府作用加以解决。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是破解这些约束最具针对性的措施。

后者，主要是迫切需要由直接补贴性推动向间接政策性推动来转变，比如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等。

八、结语

2020年，我们国家建成的小康社会应是在绿色增长的基础之上实现的。因此，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应是实现绿色增长、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一段关键时期。在这一段时期，我们应该依托战略新兴产业，推进绿色GDP及居民个人绿色收入增长。我们需要通过对三次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能源供给结构的深度调整，来促进国家整体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其后，我们国家才可能会进入另一个以生态文明为显著特征的新发展阶段，走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